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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根据这两天我对全部工事的视察，我敢断言，共军没有飞机坦克，想进我固若金汤的汤阴城，简直就是妄想！”1947年，孙殿英在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之后，依旧发出这样的“豪言壮语”。

孙殿英说出这样的话并非没有根据，自从驻防汤阴之后，孙殿英就在城防上下了一番功夫，对护城河进行加深加宽，城墙上构筑了掩体和机枪阵地，城外四周还有碉堡和战壕，加上完备的后勤设施，汤阴守备真可谓固若金汤。

听孙殿英这么一说，一旁的参谋长信心倍增地附和，周围其他部队随时可以支援，取得最后的胜利是无疑的。孙殿英满意地看了部下们一眼，摇头晃脑地说此番必将和共军见个高低。

汤阴攻坚战正式打响前，刘邓首长派人用无引信的炮弹，向城内发射劝说孙殿英起义的信件。孙殿英立刻召集部下研究，大多数人都认为，国民党军事力量强大，还有美国做后台，共军势必不是蒋介石的对手。

唯有一人提出不同的意见，认为此时起义好处巨大，蒋介石最终势必会失败。

提出这一反对意见的人名叫李锡九，是孙殿英的旧识。早在中原大战之后，孙殿英就让李锡九作自己的顾问，与南京政府取得联系。在李锡九的力劝之下，孙殿英同意与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协同作战。

然而，蒋介石为了防止孙殿英加入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，命令孙殿英率部西进，同时暗中指示马鸿逵和阎锡山对孙殿英进行前后夹击。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孙殿英派李锡九去请南汉宸，想借助南汉宸的关系，与陕北红军和杨虎城部联合起来，以便经营西北。

李锡九不负孙殿英的期望，南汉宸在请示中央之后，立刻到了包头，成为孙殿英的高级顾问。在南汉宸的联络之下，陕北红军和杨虎城出兵声援孙殿英，但由于孙殿英一意孤行，孙殿英久攻宁夏城不下，反被马鸿逵将其部下瓦解，孙殿英部尽数损失，无奈避居太原。

在驻防汤阴城之后，孙殿英再度想到了李锡九，请来给自己做“智囊”。尽管李锡九力劝孙殿英尽早起义，但当时的孙殿英已经被自己设下的城防蒙蔽了双眼，决意随蒋反共，拒不投降，更不起义。

蒋介石听说李锡九劝说孙殿英起义后，派人到汤阴，找借口要调李锡九和参谋长到南京。孙殿英告诉来人，参谋长是吃军饷的，可以带走，但李锡九是自己请来的不能带走。

参谋长被带走之后，孙殿英立刻安排李锡九坐飞机回北平。

攻坚战正式打响后，孙殿英依靠牢固的城防，的确顶住了解放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。但随着战斗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兵力和武器装备日渐减少，而城外的解放军却越来越多，孙殿英终于撑不住了，开始请求支援。

孙殿英的企图早已经被刘邓首长看透，所有援军都被解放军阻截，派来的飞机支援也不尽如人意，让孙殿英不敢再让空军助战。眼见解放军的围攻越来越紧，孙殿英的心中不禁有些后悔，应该早听李锡九的劝告，否则不会落入这步田地。

李锡九回到北平之后，继续游走在北平国民党上层。北平和平解放前，傅作义曾派李锡九作为代表，前往西柏坡商谈和平解放事宜。北平和平解放后，毛主席指示李锡九前往长沙，让程潜待大军过江之后再起义。

李锡九奉命向程潜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，程潜后来在关键时刻，果然没有听从蒋介石的调动，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政协会议上，李锡九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，还担任了新政府最高检察署委员，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献计献策。朝鲜内战爆发后，李锡九坚决支持出兵抗美援朝，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出对抗美援朝胜利的信心。

遗憾的是，李锡九还没来得及看到抗美援朝的胜利，就因食道癌在北京病逝，终年80岁。

1979年，在邓颖超编辑的《周恩来选集》中，李锡九的名字再度出现其中。同时在书中还解开了一个重要的秘密，那就是一直游走于国民党上层的李锡九，真实身份是中共党员，介绍他入党的是大名鼎鼎的李大钊。

李锡九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地主家庭，原本他的字是立三，后来听说湖南也有个叫李立三的，便登报声明改名锡九。李锡九从小酷爱读书，对当时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很是不满，立志要振兴国家。

抱着这样的宏大愿望，李锡九毅然远赴日本留学，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自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回国之后，李锡九投身反清活动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李锡九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。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后，李锡九南下支持孙中山，积极进行护法斗争。后来“五四运动”爆发，周恩来、张若名等学生代表被捕，李锡九参与策划营救他们出狱。

俄国十月革命之后，随着马列主义传入中国，李锡九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，并结识了李大钊。在李大钊的指导下，李锡九在天津参与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，并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。

按照组织的要求，李锡九回到家乡进行建党工作，不但自己出钱拆掉了旧学堂，还创办了女校和农民夜校。根据李大钊的指示，李锡九在家乡发展了一批党员，在当地建立了党组织。

党的三大结束后，李锡九按照会议精神，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。在少数人反对国共合作的情况下，李锡九慷慨陈词，坚决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。他在会上的发言，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，并登门拜访与他彻夜长谈。

为了发展共产党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，李锡九鼓励冯玉祥脱离反动势力，站在新的国民党一边。北京政变后，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，李锡九亲自到码头迎接。

1925年，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召开会议，反对孙中山的“三大政策”。李锡九坚决抵制这次会议，在国民军占领天津后，李锡九利用私人关系，营救出在“五卅运动”中被捕的共产党人，帮助他们以公开事业掩护秘密的革命活动。

1926年国民军撤出天津后，李锡九随国民军南下广州，担任国民政府检察院首席常务委员。蒋介石叛变革命前，擅自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南昌，李锡九坚决站在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一边，因而遭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忌恨。

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，李锡九担任监察院委员。当时胡汉民抓获了蒋介石的一个暗探，交给李锡九审判，李锡九和他长谈之后，决定将他释放。大革命失败之后，李锡九转入地下活动不久被捕，当晚审讯他的就是那个暗探。

“您老的事情当局如果知道，势必会有性命危险。”那人提醒李锡九道。李锡九从容不迫地告诉那人，既然革命就不怕牺牲。那人听了之后当场痛哭，秘密将其释放，安排到自己家中暂住。

孙中山在世的时候，对汪精卫和李锡九都非常信任。汪精卫和蒋介石第二次合作后，李锡九回到北平，受到一些国民党老人的接待，以为他是替汪精卫到北方网罗人才。

在酒宴上，李锡九当众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与汪精卫已经分道扬镳，给了那些投机的国民党老人当头一棒。

1928年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日，在北平举行的纪念大会上，李锡九当众发表演讲，将矛头直指蒋介石，含沙射影怒斥蒋介石是反革命。此话一出满座皆惊，讲话登报后更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

抗战全面爆发前，李锡九曾在西安活动过一段时间，借主持办理向内蒙五原地区移民的机会开展革命活动。之后李锡九还利用这一条件开辟了前往延安的道路。1937年李锡九到了延安之后，曾叮嘱毛主席：

“与蒋合作，可要留神。”

之后李锡九奉命到孙殿英部工作，趁机发展进步势力，并将进步分子转送到延安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李锡九工作、学习更加勤奋。他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共产党不嫌我老、没出息，给我安了这么多头衔，我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跟着大家一齐前进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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